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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的讲台上，他是学生们眼中博学而亲切的“余老师”；在匈牙利文学的译介领域，他是国内读者熟悉的“东欧文学代言人”；而在中匈文化交流的漫长道路上，他更像是一位沉静而坚韧的“摆渡人”。余泽民，这位从临床医学转向艺术心理学、最终在异乡与文学翻译结缘的学者与译者，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在中文与匈牙利语之间，搭建起一座流动而深邃的桥梁。他因此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特殊贡献奖”、“匈牙利文化互联互通奖”。今天的他，作为二外的特聘教授，依然站在语言与文学的交汇处，以译笔和课堂，持续传递着文学的力量与温度。让我们走近这位“搭桥者”，聆听他如何在中匈文化的深处，叩问语言，照亮文学。
走向文学翻译
在异乡“自学成才”的语言之路
1991年冬天，余泽民初到匈牙利时，并未想到自己会与文学翻译结下如此深远的缘分。彼时的他，对匈牙利语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系统接受过语言训练。不同于常规的课堂学习，他是在真实的生活环境中“习得”这门语言。“我像个孩子一样，从听、说开始，在日常交流中一点点建立起对语言的感觉。”这种他后来称为“生活大学”的学习方式，虽然缓慢，却异常扎实。
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一次独特的相遇。1992年底，在生活最为困难的时期，余泽民结识了匈牙利学者、文化名人海尔奈·亚诺什博士，并在其家中生活多年。正是在这个充满思想交流与文学气息的家庭环境中，他开始频繁接触匈牙利作家、诗人和学者，逐渐走近文学世界。并于1993年春天，第一次见到后来蜚声世界的作家——克拉斯纳霍尔卡伊·拉斯洛。那时他的匈语尚不流利，两人只能以英语交流，但这并未妨碍一段深厚友谊的展开。拉斯洛刚刚结束中国之行，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李白充满热情。当余泽民吟诵起李白的诗时，两人迅速找到了精神共鸣。可以说，正是中国古典诗歌，成为这段跨文化友谊的起点。
1993年春初，余泽民与拉斯洛相识
真正踏入文学翻译，则始于一次“硬着头皮”的尝试。在与拉斯洛进行长期交往后，余泽民开始阅读他的作品，最初是逐字查词、逐句拆解，最终完整翻译出短篇小说《茹兹的陷阱》。这次翻译对他而言既是语言训练，也是审美震撼。拉斯洛将匈牙利语的句法潜力发挥到极致，长句如迷宫般延展，让翻译本身成为极大的耐心考验。“当我翻译完那篇作品后，非常兴奋，那些文字是我前所未见的。可以说，我就是在那时对文学翻译上了瘾。”余泽民回忆道。
此后数年，他几乎以自学者的姿态投入文学翻译，在三年内翻译了三十余篇小说，涵盖多位世界重要作家。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一时难觅合适译者。机缘之下，余泽民承担起翻译凯尔泰斯多部作品的重任，并在短时间内完成《命运无常》等四部重要译作。“那段时间我几乎昼夜不休，因为我知道，这是人生的一个机遇，我需要抓住它。”这一阶段的高强度翻译，不仅确立了他在国内匈牙利文学译介中的地位，也真正奠定了他作为文学译者的身份。
与拉斯洛同行
文学、历史与中国情结
在余泽民的译者生涯中，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拉斯纳霍尔卡伊·拉斯洛无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两人的交往，既是译者与作家的合作关系，更是一种持续多年的思想同行。
拉斯洛的中国情结，源自于20世纪匈牙利老一辈翻译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传统。早在1931年，匈牙利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热便出版《中日诗歌集》，其中收录唐诗译作，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匈牙利诗人沃洛什·山多尔。后者在数十年间持续翻译《诗经》《楚辞》以及李白、白居易的诗歌，使中国古典文学在匈牙利文坛形成了稳定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译介传统中，拉斯洛通过中国诗歌的翻译，看到了“中国的月亮”，由此在脑海中构建起了一个有关东方文化的理想国。余泽民在此看到了文学翻译深远绵长的力量：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他们由此关注中国，想象中国。
1998年，在国际新闻基金会资助下，拉斯洛以李白为线索重访中国，余泽民全程陪同。一个月的朝夕相处，让余泽民近距离理解作家的思考方式、问题意识与创作习惯，也让他进一步体会到文学是深植于历史与文化的精神创作。他指出：“在拉斯洛的作品中，历史并非直线前进，而是一种循环困境。《撒旦探戈》中，人类在绝望中渴望拯救，却不断陷入新的困境；表面上社会发展，但在人性层面仍原地踏步。就像撒旦的探戈，往前两步、退后两步，最终仍在原地转圈。”
这种对人性与历史的深刻洞察，让余泽民看到了匈牙利严肃文学的哲学自觉：作家通过文学承担民族记忆、反思历史，并以东欧经验透视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这不仅塑造了他对拉斯洛作品的理解，也成为他自身翻译理念的重要支撑。正是出于这种理解，余泽民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开始系统介绍拉斯洛作品，并在国内文学期刊持续推介。2015年拉斯洛获得国际布克奖后，《撒旦探戈》《抵抗的忧郁》等作品相继在中文世界面世。
2024年春，余泽民在拉斯洛家做客
与此同时，余泽民将个人译介实践延伸为文化交流的行动。受益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支持，他与妻子——一位匈牙利汉学家——自2016年起协助中匈出版社对接。近十年来，他们推动莫言、苏童、余华、邱华栋、卢敏、田耳等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匈牙利出版。通过这种实践，余泽民将文学翻译的个人情感与国家文化交流的现实使命结合起来，也让中匈文学对话在现实中落地生根。
如今，拉斯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余泽民笑称自己“得了诺贝尔文学的影子奖”，这句玩笑背后，是二十余年持续译介与推动中匈文学交流所凝结的欣慰与自豪。
站在讲台上
作为二外教师的文学传承
作为二外特聘文学讲课教授，余泽民并未将自己局限于传统的语言教学。他认为，语言学习若脱离文学阅读，便难以触及语言的精神内核。
在教学中，余泽民总是以文学为中心，通过阅读与翻译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理解力。他会挑选匈牙利文学名家的作品，涵盖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并结合历史背景讲解作家的思想主题。例如在讲授凯尔泰斯时，他不仅分析文本的叙事技巧，更会带领学生回顾二战和大屠杀的历史语境，帮助他们理解作品中沉重而复杂的伦理思考。
余泽民在二外上课
余泽民的课堂常常穿插生动的跨时代比较，以培养学生纵深的文化视野。他曾选取三首不同年代的诗作：19世纪裴多菲的“我愿是一条急流”、20世纪诗人阿蒂拉的“我愿是一棵苹果树”，以及六七十年代的一首民歌“我愿是一枝玫瑰”。通过对这三首诗中相似意象的对照，他引导学生理解不同历史时期诗人如何通过“我愿”表达对生命、自由与民族的情感。在这样的比较中，翻译成为进入另一种文化的心灵途径。
在AI翻译日益普及的当下，余泽民始终保持审慎态度。他强调，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母语能力、文化积累与审美判断。过度依赖AI，往往会抹平风格、削弱思考，使翻译沦为“二手语言”。在课堂上，他始终鼓励学生亲自查词、反复推敲，让语言真正进入自己的语感系统。
从译者到教师，余泽民始终站在语言与文学的交汇处。余泽民认为“译者需要在这两种语言中搭起一座尽可能短而稳固的桥梁”，而他所做的，正是在中匈文学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文学得以流动，历史得以被倾听，而年轻一代，也在翻译的学习实践中，逐渐学会如何与世界对话。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来源丨党委宣传部
文字丨沈颖跃
编审丨黄佳丽
审定丨唐恩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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