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南南合作圆桌会时宣布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16年，学院在北大挂牌成立，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2026年4月29日，南南学院迎来了10岁的生日。
学院老师们，不少人曾任职于政府部门或担任重大规划顾问，拥有丰富的国家治理实践经验。课堂不只在教室。除了政治、经济、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及领导力等核心课程，田野调查、政策与产业实践者分享、全球发展工作坊等，也共同构成这所学院的教材。
2016年，学院的首批新生，硕士28人、博士21人；今年，学院已培养来自82个国家的500多名学生，逐渐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互学互鉴的平台。
发展不是照搬现成路径，而是从自身条件出发，一步步走出来。现任院长黄益平也反复强调，经验不能机械照搬，关键在于因地制宜。
这些人们带着不同问题，在北大短暂相遇，然后回到各自的家乡，带来新的改变。
十年间，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这样的人们来来去去。
2026年4月29日，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论坛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十周年会议
文 | 陈雪霁
在抵达之前，人总要先经过一些地方。
有人为一口净水奔走，有人为一条泥路揪心，有人在停电的凌晨抓住改变命运的机遇。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北大，带着各自国家的难题，寻找一个回答。
这里并没有一条现成的路。但它让人们明白，桥在什么地方。
而路，始终在各自脚下。
北大承泽园里，有一座不太起眼的桥，叫石平桥。它南北走向，一半在地面，一半在地下。
十年间，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往来、相遇。有人从桥上走过，有人在不同时间、用不同方式到达。有人是年轻公务员，有人已是部长、司长、总统顾问；有人出身财政部、港务局，有人来自农业研究中心、金融机构和银行……林林总总，500多人。
有人带着问题来，也有人带着尚未完成的答案离开。
他们并不在这里抵达。但很多人，从这里开始出发。
2016年首届开学
2025年毕业典礼
凌晨五点，电又停了。
塞拉利昂没有稳定供电，Jamil只能从家里摸黑走到单位，用办公室的网络参加一场面试。
面试如果通过，他就要离开家里年幼的女儿，面临职位变动的风险，远赴地球另一端学习。但这是他破解当地困局的机会。
他决定去。
雨季一来，乡村的小路常常变得难以通行。
在缅甸，Khin Mar Aye曾参与一项孕产妇健康项目。问题并不复杂：很多孕妇无法及时到达医院。原因也不复杂：路不好，车不够，信息不畅，资源分散。
她意识到，政策的意义不是纸面上的方案，而是让一个人、一个家庭，离安全更近一点。
埃塞俄比亚的葬礼上，人们围坐一起，用刻着金合欢纹路的陶壶煮咖啡，这是最庄重的仪式。但12岁的Dilamo记得，那天没有人说话。
他的妹妹，因为喝了未经处理的河水而去世。
多年后，Dilamo在大学教书，讲授中国发展经验。学生问他：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学习、努力，国家还是没有发展起来？
Dilamo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他们后来都陆续来到中国，走进北大，跨过石平桥。
桥的一侧，是清代皇家园林遗存，另一侧是现代教学楼，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就在这里。
一个又一个像Jamil、Khin Mar Aye、Dilamo这样的人，离开原有的工作与生活，来到这里，想找到解决本国问题的办法。
水井为什么打不成？
电为什么供不上？
港口为什么修不快？
政策为什么落不到村庄？
……
这或许是北大南南学院十年最真实的开端：不是庆典，不是口号，而是一个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难题。
左起依次为Jamil、Khin Mar Aye、Dilamo
很多人来之前，以为这里会提供一套“中国模式”。
但他们很快发现：南南学院，不发“标准答案”。
创始院长林毅夫讲深圳发展，从不鼓励照搬经验，而是强调从起点出发：当年中国缺资本、无技术、少市场，从“三来一补”起步，赚加工费、稳就业、通市场，以比较优势小步快跑。讲云南咖啡转型，他也不下指令，而是拆解合作社、品牌与市场的完整链条，提醒大家：发展不是从终点开始，而是从当下能做的开始。
林毅夫给毕业生拨穗
现任院长黄益平在课堂上谈中国开放经验时，遇过学生质疑：外资在自己国家只挖矿、不深耕。他坦言，经验不能机械照搬，理论最优不如因地制宜。
黄益平和学生在一起
原学术院长傅军更加直接：“如果看了经验就以为会了，套一个版本，想一夜建成别人30年的成果，那一定会失败。”
约旦学生Hakem曾在军队服役，习惯了“令行禁止”。但退伍后在政府工作的他，面对马达巴老城里的手工艺商户奥马尔，第一次发现，命令没有用了。
几次沟通，Hakem眼看着奥马尔拒绝游客砍价，客人转身离开。自己讲经营、讲市场，奥马尔都不接话，只给他倒一杯薄荷茶。
“再好的茶也浇不灭我心里的火。”他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
来到南南学院后，发展领导力课上，教授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圈，问他：“如果你出差两周，没有手机信号，你的团队会怎么样？”Hakem愣住了。
教授告诉他，真正的领导力，不是别人因为怕你而执行，而是即使你不在，他们仍然觉得这件事值得做。
承泽园内的国槐
老挝学生Phonephet对课堂的第一印象，是“压力”。不是考试压力，而是理解压力。
课程全英文授课，她需要提前查资料、密集记录、再翻译成母语消化。但真正印象深刻的，是老师们很少照本宣科，而是直接拿班上同学的国家举例：
“如果是你们国家，这个政策能不能做？”
“你们的财政结构支持吗？”
“基层能不能执行？”
有时候，一个问题会在课堂上反复讨论很久，没有结论。
“发展的关键不是复刻别人的路。”这句话，在课堂上被反复提起。学生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真正要学的，不是“怎么变成中国”，而是在自己的国家条件下，什么是可以做的第一步。
Jamil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课上，学到比较优势；在傅军的《国家与经济发展》课上，学会从政企互动中分析政策；周咏梅的《国际发展合作》课尤其触动他——这位老师曾作为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在塞拉利昂工作4年。
塞拉利昂不止缺电，大米也贵：90%都靠进口，税高、粮价波动大。于是，Jamil把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政策构想写进硕士论文，探索如何减轻对进口的依赖。
Khin Mar Aye也在比较案例研究中重新理解了政策，把博士研究转向交通基础设施公私合营（PPP）。对于缅甸的泥泞乡路，她没有把答案写成一句简单的“修路”，而是探讨制度是否透明、各方能否协同、政策能否真正落地。
这正是南南学院最核心的教学方式：不是让学生“抄作业”，而是训练他们重新认识自己。
毕业以后，很多人走过石平桥，离开北大，回到各自的国家。
回到约旦后，Hakem再次去找奥马尔。这次，他拦住对方准备泡薄荷茶的手，说：“这次，我请你喝咖啡。”
他想起跟着南南学院去深圳调研时，一位当地干部说，他们做乡村旅游一开始也想硬推，村民根本不理。最后只能一家一户坐下来听，听牢骚、听家长里短，听久了，才发现村民想要的和干部想给的，有重合点。
Hakem深深记住了那个干部的表情：这比任何教材都更具体。它没有抽象概念，只强调了一件事——坐下来，听。
Hakem和奥马尔坐在街角咖啡馆里。这一次，Hakem不再讲“规划”，只是坐下来听。
两人喝着咖啡聊着天，奥马尔终于打开了话匣子：马赛克原料涨价，客流有限，降价不一定能卖得更多，最让他担心的是，这门手艺没人继承。
Hakem这才明白，自己原来的规划有多空洞。
后来，那家咖啡馆成了他们的固定据点，卖手织品的商贩、民宿老板、旅游局陆续加入。大家一起讨论交通线路、旅游标识、多语种导览、约旦家常菜课程。
到2025年，马达巴全年接待游客25.97万人次，同比增长34%。
上个月，奥马尔给Hakem发来一张照片：摊位前顾客排队，女儿娜迪娅正在给德国游客包装冰箱贴。冰箱贴是她自己设计的迷你薄荷茶杯，在社交媒体上获赞无数。
博士生实地调研
Dilamo回国后，没有继续教书，而是进入政府系统，成为道德与反腐败局负责人。
第一件事，是一口井。阿达玛村的饮水工程款，被截留了两年。他们建立村级监督机制，两个月内追回资金，水井打成。
通水那天，一位白发长老，用刻着金合欢纹路的陶壶，给他煮了一壶咖啡。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发展，不是一个国家突然变好，而是一件具体的事情终于做成。后来，这套机制从3个村扩展到47个村，一年追回资金超过1200万比尔。
几年后，他再次回到大学讲课，台下有人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没有沉默。
“发展不是按一个开关就亮灯。”他说，“不要问国家为什么没发展好，要问自己有没有把该做的事做好。”
社会考察
马拉维的Donasius跟着南南学院在湖北调查时，曾有一位老农拉着他的手说：“以前种地看天吃饭，现在跟着合作社干，心里有底了。”
回国以后，他先做了一件更慢的事——成立“社区农业发展协会”，把人聚在一起；再一点点引入节水灌溉技术和高产种子，让试点地块先长起来。第一季收成出来时，有农民拿着多出来的玉米来找他，说可以不用再向邻居借粮了。
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这里缺的也许不是“更好的种子”，而是那种很朴素的东西——“心里有底”。发展不是让田地长出更多的作物，而是让一个人站在地里时，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不再靠运气。
并不是所有故事都“立竿见影”。马拉维的Farai，就经历过一次失败。
在南南学院，Farai悉心开发出一个产业分析工具“GIFt”，让它在一分钟内完成产业甄别与政策模拟。毕业后，他信心满满带着这套系统回到马拉维，得到的却不是掌声。
学者不信——质疑中国发展路径不能在马拉维复刻；政府不习惯——常年纸质办公，觉得工具复杂；最难的是GIFt预测3-5年中长期效果，没法立刻证明有效，预算差点被砍。
在快被迷茫吞没的时候，Farai无意间翻看了南南学院网站，看到教授林毅夫淡定微笑的照片。
在北大的画面骤然清晰：第一堂课上，林毅夫听完他介绍自己国家的情况，在黑板上画了一条曲线：“发展的关键，是认清自己。不是做别人在做的事，是做你能做的事，然后慢慢升级。这叫‘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不往前走，而是走一步，看看水深不深，再决定下一步。”
课后，他追上去问：“但如果石头太滑，摔倒了怎么办？”
林毅夫一边收拾讲义一边说：“爬起来再摸。对了，你宿舍远不远？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Farai想起，1994年林毅夫在质疑声中给出中国发展预期，只淡淡一句：“相信的人太少了。”他忽然懂了那份坚守的不易。
他缓缓做了一个深呼吸：“我不再自我怀疑。”
他开始调整路径：用本国烟草、棉花的真实数据验证GIFt精准度；为政府简化工具并手把手培训；把GIFt嵌入国家发展规划。
改变一点点发生。2024 年，马拉维大学将这套分析思路纳入经济系课程；财政部、工业部的GIFt使用率从30%升至75%，纸质文件减少60%；曾经批评Farai的学者，开始坐下来和他讨论本土化适配方案。
老挝的Phonephet曾在南南学院的调研里，看到过浙江产业融合的成熟、河北合作社“产供销”的高效。但浙江的土壤、设施、产业条件，老挝山区完全不具备；河北合作社体系也需要制度支持。她清楚地知道：不是所有成功经验都适合被复制。
回国后，Phonephet先是创立了机器人与编程公司，受疫情冲击被迫关停。创业失败后，她再次回到偏远村庄。
想起在中国学习过的“精准扶贫”理念，这一次，她不再寻找“可以复制的模式”，而是从最具体的问题开始——水。
她走访了周边4个村庄，沿着湄公河支流铺设管道，让清水进入村庄。
后来，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拉着她的手说，以前天不亮就要走两里山路挑水，雨天常摔跤，水还浑浊；现在家门口就能接到清水，再也不用遭罪了。
很多国家并不缺资源，也不缺努力。问题只是在反复失败之后，是否继续相信、继续行动。
有些路走不通，并不意味要回到原点。
社会考察
如果把他们的路径连起来，会看到这样一条轨迹：他们不是从A点走到B点，而是从各自的问题出发，在这里交汇，然后再分散回世界。
或许某一天，他们中的某个人，会再次走过石平桥。但那时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那是一种更难得到、也更难失去的东西——信心。
就像博茨瓦纳的Bonolo在课上学过改革开放，但直到亲身站在蛇口，看着观景幕墙打开、深圳湾和对岸香港新界同时进入视野、听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故事时，他才被深深触动。
随行老师问他未来想做什么，他说，希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像深圳一样美好。老师们都笑了。
Bonolo当然知道，博茨瓦纳不会变成深圳。但他开始相信，一个国家，可以一步步走向这样的未来。
林毅夫曾说，中国发展经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让人看到：贫穷不是命运。但他同样强调，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对本国条件的理解，和一步步可行的路径上。
信心，不是一句口号。是一口井被打出来，是一条路被修起来，是一项政策终于落地，是一种温柔却有力的智慧——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理念中“尊重差异、务实共赢”的道理。
这正是南南学院所做的事情：它不输出标准答案，只是连接经验、方法，以及人——“就像园子里那座石平桥一样。”黄益平说。
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相关交流与对话在海内外持续展开，石平桥也迎来了热闹的脚步。有人带着问题来，有人带着新的问题离开。他们走过这座桥，又为别人搭起了新的桥。
面向未来，南南学院也在思考，如何把课堂之外的连接做得更深。助理院长邓子梁想，如果把政府学员、学者与产业实践者连接起来，也许能让这些经验在更多地方发生作用。
下一个十年，如果让南南学院从教学课堂，变成全球南方发展合作的智库交流平台；让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校友网络；让一种新的发展知识体系逐渐成形；让这些讨论真正影响现实……
那么现在，只是新的开始。
就像石平桥，我们看到的，只是南桥。北桥，还在地下。看得见的是路径，看不见的，是正在发生的连接。
2018年开学
2025年开学
首届博士生毕业
2025年毕业典礼
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论坛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十周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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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采写 | 陈雪霁
排版 | 殷梦涵
责编 | 乐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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